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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地图7︱老外说:到中国不可不看辜鸿铭,可辜鸿铭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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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数伏之后,进入北京最炎热的季节,暑期旅游也迎来“最热”时段。不少外地进京游客,或是想冲击顶尖名校的孩子和家长,都会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列入“游览清单”,希望一睹名校风采。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大家讲述了暑期游北大的话题,也和大家回顾了北大校园所在地,原来燕京大学的很多故事,不过,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一所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名校,兼容并包的学风,真才实学的老师都是不可或缺的。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说说老北大一位很特别的名师。


20世纪初,

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以一袭破旧的马褂、一顶瓜皮小帽压着的长辫子,以及关于缠足、纳妾等奇谈怪论闻名的旷世怪杰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


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1

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辜氏上课时,并不呆板,有时甚至还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可见,辜鸿铭上课时并不刻板,还是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这个笑话流传如此之广,以至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她怕徐再与别的女人谈恋爱,便对徐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罗家伦)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震瀛《记辜鸿铭先生》)


辜氏幽默与讽刺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比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美至善。”(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关于辜氏的幽默,林语堂有独到的见解:“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林语堂《辜鸿铭》)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盖其一生,辜氏都是一个矛盾的人。温源宁的一段话概括得十分到位:“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温源宁《辜鸿铭》)

2

怪杰辜鸿铭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3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0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0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0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记辜鸿铭》)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胡适《记辜鸿铭》)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胡适《记辜鸿铭》)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记在胡适的文章中,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所以有人说:“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震瀛《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连《清史稿》中《辜鸿铭传》亦说他:“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

辜氏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辜先生有时亦逛八大胡同。认识一妓,名纫香者,貌不美而有风致,酒量极好。予在大森里识一吴人名小凤第者,每吃花酒,必请辜先生。先生常以小辫与群妓嬉戏,有时打茶围。至天亮始各归寓。”(贻《记辜鸿铭》)

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据说他有恋小脚癖,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尤喜嗅小脚的臭味,据说每一嗅及,文思大发。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事见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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