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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民间投资:34年前温州“八大王事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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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公馆(微信号:DGG-888)


一直怀疑当所谓吴亦凡“约炮事件”赚足眼球的当下,又有谁会对34年前8位温州土豪的跌宕命运感兴趣。


但我决定还是要不合时宜地说一说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的故事与民营经济的命运有关,与民间投资的大起大落有关。


1990年代初期民营经济概念(1980年代则被称作个体私营经济和半公有制色彩的乡镇集体企业)横空出世后,就没有谁为与之对应的民间投资究竟是多了或少了担忧过,两位数的高增长是真正的常态。


麻烦的浮现竟是如此突兀且触目惊心:最新披露的公开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降至3.9%,5月份当月同比增速仅0.98%,创历史新低。无疑,这是从未有过的断崖式下跌。投资骤降对经济拉动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国务院即刻派出了9个督查组赶赴18省市区实地督查。


我曾经对温州做了持续至今30多年的样本追踪观察,记忆中这一中国民营经济第一模范样本的发展史上有过两次民间投资的“断崖式”下跌。第一次即出现在1982年前后,恰恰因这8位温州土豪的被抓捕而起,又因其被彻底平反而息。史称“八大王事件”。



温州“八大王事件”源于1982年1月11日来自北京的一则《紧急通知》。同年4月13日,又传来《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这类犯罪活动如何处理?文件的语气十分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198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文件出台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伊始,严守多年的管制出现松动,社队企业肆无忌惮地与国有经济抢资源、抢市场,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担心、忧虑、指责,天平又开始向另一端倾斜。


显然,政策收紧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浙江商人们心都拎起来了。他们警惕地观望,成为张惶失措的惊弓之鸟。


急风暴雨般的经济整肃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据官方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类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民营经济最早萌动的浙江无疑成为重点严查的省份之一。


当时刚刚从浙江省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调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回忆,浙江省将温州列为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重点,温州的重点是乐清县,乐清的重点是后来因假冒伪劣闻名全国的柳市镇。整治的速度很快,4月间省委工作组就进驻乐清。其结果,便是对“八大王”以投机倒把等罪名的抓捕。



原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


市场经济春情初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

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也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有手腕,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对“八大王”的调查1981年底就已开始。随着省委工作组的到来,中共乐清县委立即将“八大王”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大王们此刻发现,瞄上自己的,不仅有羡慕的目光,还有黑洞洞的枪口。



在我当年的同事、新华社驻温州记者陈坚发的《温州大爆发》一书中,我们读到了“八大王”之首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胡金林

1982年7月,酷暑笼罩着浙南大地。

闷热难熬。男人和孩子光着背,只穿一条裤衩,女人门则不停地摇着扇子。街角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但到了午后,天空上便往往迅速聚集起乌云。黄昏,电闪雷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暴雨降临了。

这些日子,对胡金林来说,同样是炎热难熬和雷电交加的辰光。

阴云的聚集早有征兆。工作组进驻柳市,了解他是否补了税。胡金林赶紧补交了17个月的税款6万余元。1982年3月,他看苗头不对,放下手头正在做的电器生意,携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想避一避风头。谁知返回柳市后,发现仍在升温。税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最初是按0.35%征收的,后来连补代罚增加到6%。据一些知情人透露,还需要再罚一两倍。有关部门已开始整理材料,通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胡金林被称为“大王”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搞电器购销中建立了相当多的关系网。他象注意市场行情那样,紧张的注视着当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有人通知他:被工作组找去谈话的几个“大王”都被扣住了,没有回家。胡金林坐如针毡。黄昏,又有人奔来跟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

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证件,他匆匆出逃。

当夜12点,警车呼啸而至。扑了个空。

胡金林从此亡命天涯。

乐清县公安局的通缉令,两次发往全国各地。



胡金林当年的刑事侦查案卷

上海、哈尔滨、长春、山海关……胡金林转辗于关内关外。在东北的一个城市里,他遇到了几位温州同乡。他们拉他去饭馆喝酒。三两杯落肚,温州同乡嫌菜不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胡金林一看,慌了神,赶忙劝止。闹出事来就要命了,自己可是个在逃的通缉犯呐。

第二天,胡金林便仓皇离开这里。不能再和老乡搅在一起了,他躲进了夹皮沟,这正是《林海雪原》中描述过的那条东北大山中的山沟……

胡金林出逃后,他家的几个兄弟也陆续逃出去避风。16岁的小弟弟胡荣林在上海码头被抓获,押回温州。汽车从温州到乐清的路上,经过白象镇,恰逢集市,车被堵。胡荣林趁人不备,跳窗逃命。

屋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这焦虑的令人沮丧的日夜,胡金林不止一遍地审视自己:变国有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畅销,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这怎么倒成了犯罪?没有杀人抢劫,没有贪污诈骗,就算不上犯罪!

后来,悄悄潜回老家过春节的胡金林终于被捕并关进了监狱。

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66天的监狱生活,胡金林没齿难忘。

《温州大爆发》一书没有记录的柳市其他7个同样被定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的“大王”的命运,并不比胡金林好多少。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2年遭逮捕时仅22岁。几天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了4年徒刑,成为各位“大王”中量刑最重的一位。

“螺丝大王”刘大源是最侥幸的。


1982年夏的一天早晨,他穿着背心短裤到街上转悠。街上居然一夜之间贴满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暗藏杀机的标语。刘大源心惊肉跳,一回头,猛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了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档,又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失魂落魄的刘大源跳上一只机动小木船,直奔县城。当地的朋友给他衣服,为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流着泪远走异乡。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八大王”的抓捕,没有带来预想中发展秩序的清朗,而是经济的急速滑坡与衰退。


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陡然下滑为-1.7%。抓了“八大王”后的柳市镇当年工业生产竟暴跌了57%。


袁芳烈心急如焚。“八大王事件”冲击的背后,他清楚地知道,已成惊弓之鸟的老板们如果没有了信心,没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将意味着什么。


1982年底,经袁芳烈强力提议,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隆重召开全市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意图以此消除极度沉闷的思想顾虑。但结果大出意料,会议通知下发后,许多“两户”代表压根不敢来出席:“刚刚把柳市‘八大王’请进去,这又是哪一出‘鸿门宴’?要把我们‘一网打尽’啊?”


市委立即再发通知,要求各级干部亲自登门动员,市区机关、厂矿商店、大街小巷铺天盖地挂满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


1200多位“两户”代表忐忑不安地来了,不少人手里提上网线兜,里面装着脸盆、热水瓶、牙膏牙刷和换洗衣物,“万一十天半月回不去,也就只好在学习班呆着吧”。


然后,就是他们大出意料了:70多位“两户”先进代表被请上台披红戴花,接着市委、市政府又在大会上宣布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等倡导劳动致富、鼓励经商办厂的政策措施。


但尴尬的笑容并不灿烂。在全市上下大力传达贯彻“两户”会议精神时,听到最多的声音仍然是:“鼓励表彰、发发文件做个姿态容易,可‘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1983年春节刚过,袁芳烈再下柳市镇调研。回到市里的当天,就找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沧:“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改!”他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几个月后,市中院对全部案卷再三复查取证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依据事实与有关法律作出改判,“八大王”被宣告无罪,发还其罚没财物。但拖了一截尾巴:宣告无罪却并没有给他们平反。


社会反响仍是观望。


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强调要疏通流通渠道,扶持发展商业生产。袁芳烈借此东风,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上疾呼要给“八大王”平反,获得一致同意。在当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温州市委公开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反,袁芳烈作了“认真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的重要讲话。



1984年的浙江省高院《法院工作简报》


“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王’的王者归来”。消息不胫而走,云开雾散。几十年后,温州最大的老板、浙江省工商联主席、中国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告诉袁芳烈:“‘八大王’平反了,我才砸下所有家底申办求精开关厂。否则,我真不敢。”


1984年—1986年,温州进入了民间投资最大、经济增长最快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温州主城鹿城区工业生产总值连续两年翻一番,从年度3000万元猛增至14000万元;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第一次提出了“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约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活力勃发,10万农民购销员驰骋大江南北。1986年也成为席卷全国参观考察热潮的“温州年”,仅副省以上前往温州考察的官员就达93人次。



1985年5月12日的《解放日报》首提“温州模式”



就在“八大王”被平反的那一年,温州向北数百公里外的安徽芜湖,傻子年广久惊动了邓小平。


年广久其实一点不傻,据说早在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他靠炒制贩卖瓜子就挣下了100万,人称“中国第一商贩”。生意大了,雇工超过了百人,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质疑四起。安徽省委紧张了,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抓,还是不抓”?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年广久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表态:“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邓小平点名保护傻子年广久!“傻子都不用怕,我们怕啥?”心有余悸的“年广久们”兴奋不已。


但年广久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牢狱之灾。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所谓的“经济问题”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中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罪名是流氓罪。


拯救年广久的还是邓小平。1992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及年广久:“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内景


几个月后,已经在监狱里蹲了2年多的年广久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与年广久的两次命运转折相对应的,是1980年代中后期以及1992年后中国民营经济的两轮爆发式生长。


事实上,年广久也好“八大王”也罢,都只是乘改革大潮崛起于草根的小人物,在浩浩荡荡创业致富的大河奔流中,你甚至可以忽略他们的个体存在。他们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折射并承载了其身后更为庞大的“年广久们”与“‘八大王’们”的群体命运。


纵观38年中国改革史我们会发现,“年广久们”与“‘八大王’们”从来不是依靠政策与扶持喂养大的,他们如杂草般在野地里倔强滋生,他们在市场经济的跌宕沉浮间自由搏击,他们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亦由此喷薄而出。


在民营经济不同的成长周期,他们必定会遭遇不同的技术型发展困惑、挑战与瓶颈,但为之担忧大可不必,因为他们坚信:不找市长找市场!在中国式政经语境下,他们始终为之焦虑和关切的本质命题是,“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生存?我们该如何生存?”他们不是从文件里,而是更愿意从年广久与“八大王”的鲜活命运中,找寻与自己生死攸关的讯息或者宿命。就恰如苍茫大海中的一艘船,他们需要的是一盏闪亮的灯,一个清晰的方向,一颗强大到足以让自己放手一搏的勇敢的心。


6月,当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骤跌的消息传来,我在微信上与一位熟知的浙江民营企业家有过简短的对话——


我:虽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但要相信政府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


企业家:可是,东阳的女老板吴英不是还在牢里吗?


我:无论如何,你应该相信法律,相信依法治国。


企业家:可是,雷洋不还是死得不明不白吗?


我竟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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